完美体育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开启了我国建设新时代人才强国的新征程。本文在梳理新时代人才强国建设战略目标的基础上，围绕人才队伍素质、人才发展环境和人才产出与影响力三个方面，分析我国人才强国建设关键指标的历史变化趋势，并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后，总结我国当前的成就和短板，最后从加强人才自主培养能力、加大对海外人才的吸引力度、扩大和优化研发经费支出、优化人才发展事业平台和制度环境四方面对更好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提出针对性建议。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规划纲要》提出我国到2035年建成人才强国的远景目标完美体育。2021年9月，习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提出，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明确了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了关键路径指引。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明确了人才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地位，提出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建设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着力形成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

　　2002年印发的《2002－2005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中首次明确提出实施人才强国战略，聚焦于党政干部、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三支队伍的建设；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确立了人才强国战略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战略之一的重要地位，提出了突出培养造就创新型科技人才、开发重点领域急需紧缺专门人才，并增加了高技能人才、农村实用人才、社会工作人才三支专门队伍（形成六支队伍）的建设任务。从两部规划来看，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推动人才强国内涵的不断演变，使得人才强国建设的阶段性目标和聚焦点不断变化。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各方面实力显著增强，在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仍然面临多方面发展不平衡、创新创业活力不足等一系列问题，同时中美关系紧张、新冠疫情肆虐等问题引起了逆全球化浪潮。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为2035目标的实现带来了全新挑战。人才作为第一资源，支撑着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因此在新形势下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有必要首先明确新时代人才强国建设重点，客观认识我国人才强国建设现状，明确与当前世界人才强国的差距，找准关键着力点。本文在梳理人才强国建设战略目标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人才强国建设关键指标的历史变化趋势，并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进行比较，最后对更好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提出相关建议。

　　郭庆松等人指出，人才强国可以从“人才的强国”和“通过人才来强国”两个层面理解，前一个层面反映人才强国建设的聚焦点，后一个层面反映通过充分发挥人才作为第一资源的效能来提升国家的综合竞争力[1]。薄贵利和郝琳提出新时代人才强国建设的“三个一流”战略目标，即拥有大批世界一流人才，具备培养世界一流人才的能力以及引聚世界一流人才的能力，聚焦于顶尖人才队伍和人才发展环境两个方面[2]。作为我国人才重要组成群体的科技人力资源总量于2020年底超过1.1亿人，规模居世界首位[3]，下一步应注重包括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在内的整个人才队伍素质的提升。党的二十大报告和中央人才工作会议都明确要进一步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反映了国家聚焦于人才发展的制度建设、硬件条件的工作重点完美体育，因此新时代人才强国建设目标也包括人才发展环境的建设。

　　人才强国建设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发挥人才效能提升国力，即人才强国第二个层面的内涵。所以在拥有强大人才队伍和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的基础上，预期人才的产出效能水平也会较高。因此，建设目标还应包括人才产出和影响力，这不仅反映国家综合竞争力水平，也间接反映人才队伍水平。

　　总体来说，人才强国建设重点包括人才队伍素质建设、人才发展环境建设以及人才产出与影响力，拥有世界一流的高素质人才、具备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实现人才在全球范围内的高产出和高影响力是人才强国的三个标志，三方面相互关联和支撑（见图1）。

　　人才队伍素质评价一国人才发展状况，要从人才整体规模、质量和结构等方面综合考虑。本文选取了反映人口整体素质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反映人才规模质量的每百万常住人口R&D人员全时当量，反映人才结构，特别是顶尖人才情况的卓越工程师数量占比、国际科技大奖获奖者人数占比、高被引科学家数量及占比，以及反映人才国际化水平的高等教育国际学生数及占比。

　　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指某组人口人均接受学历教育（包括成人学历教育，不包括各种非学历培训）的年数[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定义为25岁及以上年龄组人口完成教育的平均年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该指标是人口整体受教育水平的代表性指标，反映一个国家的人口素质，是体现人才整体质量的基础性指标。如从上述提取出的具有有效序列的作者集中，本研究以观测时间段的角度对科研人员流动序列进行流动模式分类。这一流动模式分类方法有别于传统面向国家和地区的宏观流入和流出数据展开的分析，可为探查科研人员流动特征提供更微观、更深入的视角。通过对全历史周期内科技人员流动序列的初步观察和研究，根据研究目的完美体育，研究将科研人员的流动模式划分为静止型、移民型、回流型、弱流动型四大类。

　　如表1所示，根据我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91年。需要说明的是我国人口普查统计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年龄组为15岁及以上，在年龄组将15〜24岁的人口纳入其中。按我国实际情况粗略估算，15岁大致为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年龄，24岁通常已完成大学本科教育，因此我国15〜24岁年龄组人口实际上拉高了UNESCO定义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我国25岁及以上年龄组人口完成教育的平均年限应该低于9.91年。因此，与德国、美国、英国、日本和法国相比，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仍有较大差距，人才队伍素质需进一步提高。

　　R&D人员属于人才中直接从事科技创新活动的群体，每百万常住人口R&D人员全时当量反映一个国家科技创新人才的密度。UNESCO的数据显示，我国的这一指标从2015年的1150.8人年稳步增长至2020年的1548.9人年，但是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英、法、德、日四国六年间的每百万常住人口R&D人员全时当量稳定在4000人年以上，日本2020年达5454.7人年，是中国的3.5倍（见图2）。

　　依据国际标准职业分类（ISCO-08），将卓越工程师定义为各国从事科学与工程工作的专业人员和辅助专业人员的总和。一国的卓越工程师占全体从业人员的比例同样是反映人才整体素质的重要指标。对应国际标准职业分类，采用中国职业标准分类中的科学研究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农业技术人员和飞机船舶技术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中的比重反映中国的情况。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长表数据计算可得，中国的卓越工程师占比为2.5%，而国际劳工组织（ILOSTAT）的数据显示，这一占比远低于法国（9.4%）、德国（7.9%）、英国（5.9%）、美国（5.2%）（见图3）。

　　高等教育国际学生数及占比能够反映一个国家人才储备的国际化水平。这一比例越高，在人才发展环境较好的情况下，完成学业的国际学生留在或再回到留学国工作的人数会相对较高，间接表明一个国家整体人才队伍的国际化水平越高。按照《国际教育标准分类（ISCED2011）》第5〜8级高等教育招收国际学生的比例，各年的《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的数据，自2012年至2020年，包括各类本专科和研究生招生人数中留学生招生数从94692人稳步增长至172571人，2020年有所回落至89758人（见图4），高等教育国际学生招生数的占比从0.83%波动增加至1.08%，2020年受疫情影响降至0.52%。与OECD数据库中主要发达国家2019年的数据相比可以发现，我国的这一指标远低于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见图5）。但应认识到，我国本国大学生和研究生基数庞大，国际学生数量占比难以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从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学生招生的具体情况可以看出，60%是非学历教育的培训（In-service Training）的招生，博士研究生（5899人）和硕士研究生（18390人）仅占14%；近59%的国际学生来自亚洲，来自欧洲和北美洲的约占近24%，说明目前我国对高等教育留学生的吸引力仍主要集中在亚洲邻近国家，对大部分发达国家留学生的吸引力仍有不足。

　　国际科技大奖获奖人数是反映一个国家世界一流顶尖人才队伍质量的重要指标。《中国科学技术与工程指标2020》[5]遴选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医学和地球科学6大领域33个世界著名科技奖项，并对2008－2018年各国获奖人次数进行了统计。该指标数据表明，中国仅为13人次，占全球总数520人次的2.5%；美国共222人次，占全球总数42.7%，其次是英国的65人次，占全球总数12.5%，反映出我国当前与世界典型科技强国的显著差距（见图6）。

　　高被引科学家数量占比也是反映一个国家顶尖人才队伍素质的重要指标。科睿唯安（Clarivate Web of Science）发布的年度《高被引科学家研究报告》中，将“Incites数据库中各领域论文引文数排名前1%的科学家”定义为高被引科学家[6]。根据各年度报告，近年来中国高被引科学家数量全球排名和占比逐年攀升。2018年中国（大陆地区）拥有高被引科学家482人次，位居全球第三；2019年增加为636人次，占全球总数的10.2%，跃居全球第二；至2022年，数量增加至1169人次，稳居全球第二，占全球总数的16.2%，而美国的高被引科学家总数为2622人，占全球总数38.3%，是中国的2.36倍，但这一比例与2018年的43.3%相比，明显下降（见图7、图8）。

　　人才发展环境反映一国培养和吸引世界一流人才的能力，包括世界一流高校、科技领军企业等硬环境和涉及营创制度和氛围的软环境。硬环境方面，本文选取QS世界大学数量及得分、全球R&D投入2500强企业数及排名两个指标反映高校、企业两大创新平台的质量；软环境方面，分析营商便利度指数和知识产权保护指数的得分及排名。

　　QS世界大学排名是评估全球大学表现的最权威排名榜单之一，自2004年期发布，目前已更新至2023年。QS世界大学排名基于八个指标，通过加权计算的指数得到，分别为：全球调查的学术声誉、全球调查的雇主声誉、师生比率、教员论文平均引用量、国际教员比率、国际学生比率、国际研究网络和就业情况[7]。

　　最新2023年QS世界百强大学排行榜中（见图9），美国有27所高校上榜，前50有17所，且在排行榜前10中占据5席（麻省理工学院排名第1、斯坦福大学排名第3、哈佛大学排名第5、加州理工学院排名第6、芝加哥大学排名第10）；英国17所，前50中也有7所；中国大陆6所（北京大学排名12，清华大学排名14，复旦大学排名34，浙江大学排名42，上海交通大学排名46，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排名94），加上港澳台地区 （香港5所，台湾1所）共12所。INSEAD每年发布的《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The Global Talent Competitiveness Index）中通过计算各国排名前三高校QS大学得分的均值来衡量各国高等教育的领先水平[8]，通过计算可知，2023年度排行榜中，中国大陆得分为87.6，位列全球第三，但与前两名的美国（得分98.7）和英国（得分98.1）相比仍有显著的差距，但是与日本、德国、法国相比已展现出显著优势。

　　2015年国家推进“双一流”大学建设，提出“到2020年若干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行列，到2030年更多大学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的目标，2022年2月公布的第二轮建设名单共包含147所高校。对比2023年的QS大学排名情况，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已经展现出世界一流大学前列的实力，两个学校的排名分别从2018年的38名和25名上升至2023年的12名和14名。但是从百强大学数量来说，与英美相比仍然有显著差距，前50中仅有5所，第51〜100名中仅有1所，第101〜200名中也仅有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2所，排名分别为133和194，世界一流大学的后备大学数量仍然较少。

　　全球R&D投入2500强企业数来自欧盟的《欧洲产业研发投入计分牌》（Industri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coreboard）报告。全球R&D投入2500强企业是世界一流创新人才发展的重要平台，并且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一国科技领军企业的实力。2016－2021年，我国企业上榜数从356家稳步增加至597家完美体育，2017年开始超过日本；美国R&D投入2500强企业数量稳居世界第一，呈现下降趋势，2021年相比2016年减少96家，日本、德国、法国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从企业上榜数来看，我国虽然与美国还有差距，但相比其他发达国家已呈现出一定的比较优势（见图10）。

　　从2021年各国R&D投入2500强企业排名分布情况来看，相比美国，我国排名前10、前50和前100的企业数量还有明显差距（见表2）；我国排名前100的企业除华为（2）、阿里（17）、腾讯（33）、百度（64）、上汽（83）、中兴 （84）来自新兴产业以外，其他企业如中国建筑（46）、中国交通建筑（63）、中国铁路建筑（66）、中国电建（82）、国铁集团（59）、中石油（80）均属于传统企业，美国排名前10上榜企业包括谷歌母公司Alphabet（1）、微软（3）、苹果（5）、Facebook（6）、英特尔（9）、强生（10）均来自软件计算机服务、技术硬件设备、医药生物等新兴产业。这说明，我国新兴产业领域企业研发实力还有提升空间，作为人才发展平台的科技型企业培育还需进一步加强。

　　营商便利度指数来自于世界银行年度《营商环境报告》（Doing Business），是评价国家和地区10个领域商业法规的综合指数，具体包括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证、获得电力、登记固定资产、获得信贷、保护少数投资者、纳税、跨境贸易、执行合同以及办理破产，能够反映人才的创业及经营环境。指数得分越高，表明监管环境越有利于开展业务。2015－2018年，中国营商便利度指数基本稳定在65分，2019年显著提高至73.6分，2020年进一步提高至77.9，排名从2018年的78跃升至2020年的31位（见图11）。

　　根据2020年度《营商环境报告》中的统计，我国在2018－2019年针对除登记固定资产和获得信贷以外的其他8个领域均进行了改革，显著改善了营商环境，因而在2020年度成为全球改善最显著的10个经济体之一。我国当前的营商便利度指数已超过法国，与日本、德国基本持平，但仍与美国（84，排名第6）和英国（83.5，排名第8）存在明显差距（见图12）。

　　知识产权保护是鼓励创新、促进知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充分发挥作用的重要保障。美国商会全球知识产权中心发布的《国际知识产权指数》（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dex）从专利、版权、商标、工业设计及其相关权利和限制、商业秘密和涉密信息保护、知识产权商业化、执行、系统效率、加入和批准的国际条约九个维度评价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知识产权环境。中国的得分从2013年第一期的36.52增加至2022年的55.86，有明显提升（见图13）；但最新指数结果显示，美国（95.48）、英国（94.14）、德国（92.46）、法国（92.10）、日本（91.26）得分均超过90，在55个被评价经济体中位列前6，我国仅排名24位，得分差距显著（见图14）。

　　人才产出与影响力主要从人才效能发挥的角度分析一国依靠人才创造科技成果、提升国际影响力的能力，因此次选取高被引科技论文数量及占比、PCT专利申请数量、国际标准化组织任职状况三个指标。

　　一国高被引科技论文数量及占比是反映国家顶尖科技人才产出质量和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指标，本文考察Incites数据库科学技术与工程领域引文数排名前1%的论文数量及其占各国SCI论文总量的比例[9]。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与工程指标（2020）》[5]对Incites数据库中高被引科技论文数量及全球占比的统计可知（见图15），2009－2018年我国高被引科技论文数量为26206篇，总量位居全球第二，比英国多近5000篇，远超德国、法国、日本，但与美国的63539篇相比仍有显著差距，不足后者的一半。2009－2018年，我国科学技术与工程学科SCI论文总量为230.2万篇，高被引论文占比为1.14%，明显低于英国（2.23%）、美国（1.87%）、德国（1.77%）、法国（1.68%），仅略高于日本（0.88%）。

　　国际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简称ISO）是在世界范围内促进标准化，以便于国际商品和服务交流，推动和扩大知识、科学、技术、经济领域全球合作的非政府性专门机构[5]。在ISO的技术委员会任职能够充分发挥岗位优势，将本国的产业技术和专利技术融入国际技术标准，掌握技术领域的话语权，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力。本文关注ISO技术委员会成员国任职数量这一指标，数量越多表明在越多的技术领域国际标准制定中拥有投票权和影响力。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与工程指标（2020）》[5]的统计，截至2019年5月，在248个技术委员会有5684个国家成员，中国是233个技术委员会成员国，位列世界第一，反映出我国在国际标准制定中的重要影响力；紧随其后的是德国和英国，分别为230和229个技术委员会成员国，法国（210个）、日本（203个）、美国（183个）也位居前列。

　　PCT专利是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渠道向多个国家同时递交保护申请的发明。由于仅提交一项国际专利申请就能同时在多个国家同时为一项发明寻求专利保护，PCT专利数量间接反映一国通过专利开拓国际市场的实力[10]，是反映人才创新产出质量的关键指标。根据WIPO的数据，近年来我国PCT专利申请量快速增长，从2015年的29839件增长至2021年的69540件，年均增长率达15.14%；世界主要发达国家这一指标则基本保持稳定。我国PCT专利申请数量已于2019年首次超过美国 （57499件），跃居世界第一（59193件）（见图16）。PCT专利申请量的变化趋势反映出我国专利在国际市场的实力已逐渐显现出一定优势，人才高质量的创新产出逐渐增加，但是考虑到我国人口基数较大，以人均PCT专利数量来看，我国与英、美、日、法、德等国还存在明显差距。

　　基于对新时代人才强国建设关键指标的分析可知，近年来我国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不断提升，人才发展环境有所改善，人才产出和影响力也有显著提升并已呈现出世界领先趋势完美体育，但是目前顶尖人才仍然缺乏，人才国际化水平不高，人才发展的各类环境还不够理想，人才产出和影响力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显著差距（见表3）。结合当前状况，对面向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的落实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以“双一流”高校引领高等教育系统培养满足“四个面向”的创新型人才。高校在培养体系设计方面要注重理论教育与科学实践相结合，及时将各领域前沿科学问题和进展融入教学课程。

　　二是进一步推动职业教育实现产教融合，贯通卓越工程师培养发展路径。紧扣产业发展需要，完善健全职业教育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与企业合作强化高技能人才“订单式”培养，同时注重中等和高等职业学校学生思想品德教育。推进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融通，打通职业技能评价与专业技术职称评审的界限。优化高校工程硕博士培养机制，加强校企合作，强化专业理论、行业知识、实践创新能力、综合素质的全面培养。

　　三是探索建立拔尖人才的早期发现与培养机制。可借鉴有“中国青年诺贝尔奖”之称的丘成桐中学科学奖，设立基础学科、“关键核心技术”相关应用学科的科学奖项，吸引组织全国优秀中学生同台竞赛，遴选优秀人才；“双一流”高校也可借鉴清华大学“丘成桐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探索突破高考限制选拔，培养基础学科顶尖人才。

　　一是完善并继续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一方面继续强化对优秀留学归国人才的挖掘和吸引，另一方面积极借鉴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等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创新对外籍顶尖人才的引进模式，引聚国际一流人才。

　　二是进一步优化对留学生归国工作创业的服务保障。鼓励政府和企业采取多种形式向留学生发布招聘信息、宣传优惠政策；同时，进一步加大对留学人员归国创业的融资、税收优惠等多种形式的支持。

　　三是加大对国际研究生奖学金和海外青年学者的基金资助力度。加大对国际研究生奖学金的资助力度，特别是博士研究生，提高奖学金额度、增加名额的同时提高申请人要求，保证资助更多优秀的外籍博士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自2021年起将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拓展为外国学者研究基金项目，以资助外籍优秀科研人员来华开展研究，而博士后基金还没有面向外籍博士的专门资助项目，未来应加快设立面向全球各类青年学者的基金资助项目，吸引优秀国际人才来华开展研究。

　　2020年，我国R&D支出占GDP的比例为2.4%，仍相对低于日本（3.26%）、德国（3.14%）和美国（3.45%）（国际数据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数据库）。我国在2015－2020年间基础研究经费占比从5.05%增加至6.01%，与法国（2019年占比22.67%）、英国（2019年占比15.07%）、美国（2020年占比15.07%）、日本（2020年占比12.29%）等还有明显差距。

　　R&D经费投入规模是培养研究型和创新型人才、保证其高水平产出的基本前提之一，因此未来应进一步加大投入，特别是针对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保证经费精准匹配前沿科技领域和“卡脖子”领域支持重点攻关的同时，培养造就一批顶尖人才，进一步提升我国人才的产出水平和影响力。

　　一是着力搭建世界一流的人才发展平台。加快推进“双一流”高校建设，提升创新型人才培养能力；聚焦科技前沿领域着力打造世界一流的各类创新基地，为积极参与国际大型科学活动，发挥人才的国际影响力提供硬件保障。

　　二是推进和落实人才分类评价，治理人才“帽子”乱象。合理确立各类人才评价标准并积极落实，让各类人才能够立足专长、踏实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自我提升，不为评价“指挥棒”所累；厘清各类人才“帽子”的性质和设置目的，改善人才“帽子”与资源分配和考核评价挂钩的不良倾向。

　　三是营造良好创新创业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环境建设，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知识产权收益相关政策，提升知识产权服务能力水平，同时要营造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的社会氛围，提高创新人才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致力于吸引全球创业人才，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便利服务。

　　[1] 郭庆松, 柳恒超, 杨国庆.实施人才强国战略: 国内外研究述评及研究趋势展望.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1,12(03):80-89.

　　[3] 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 究院.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发展研究报告(2020)[M].北 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2.

　　[5] 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中国科学技术与 工程指标(2020)[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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