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体育１月人民总政治部在北京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中心是研究如何贯彻执行在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８日提出的所谓“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在会议前后，、康生利用广大人民群众崇敬领袖的感情，鼓吹的话是“最高指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等等，竭力宣扬对的神化。
２月３日《报》发表题为《永远突出政治》的社论。此后到４月５日止，该报又接连发表反复论述突出政治的六篇社论。这些社论提出“突出政治，一通百通”，“有了精神的成果，就一定能出物质的成果”等宣扬政治决定一切的观点。在这以后，从４月６日到２２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三篇论述突出政治的社论，根据的意见强调“政治统帅业务，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与业务密切结合”。随后不久，《人民日报》的社论受到批判，被指责为“二元论”。
２月７日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向中央提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提纲》试图对学术讨论中“左”的偏向加以适当的限制，并指出：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提纲》发出以前，彭真曾当面向汇报请示，问了一些问题，但没有说不同意发表。因此，２月１２日，中央同意并转发这个《提纲》。但随后不久，这个提纲就为所否定和批判。
３月８日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有三十个人民公社，三十四万人受灾。中央和国务院立即动员、组织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开展救灾工作。周恩来在余震未息的情况下代表中央和国务院亲临震中地区，慰问受灾群众，指导救灾工作。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大力支援下，灾区人民很快战胜了困难，重建家园，恢复了生产。
３月２８日－３０日在上海三次同康生、等人谈话，严厉指责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他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指彭真）；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担任写稿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还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说各地应多出一些孙悟空，大闹天宫。的这一谈话，预示着“”的风暴日益迫近。
４月１０日中央批准《同志委托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是２月２日至２０日，由在上海邀集的四个人，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座谈之后写成的。３月１９日，经过的修改和同意之后，将座谈纪要送给。不久，以的名义报送中央审批。《纪要》完全抹杀建国以来文艺界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巨大成绩，诬蔑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纪要》声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这个《纪要》反映了对文化领域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估计。这个《纪要》制定的经过，又反映了和互相勾结进行篡党夺权的野心。早在去上海召开座谈会之前，就大肆吹捧，说“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要把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而则说，要请“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就是妄图利用人民的力量，来篡党夺权。这个《纪要》的炮制，标志着和勾结起来利用“”大搞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开始。
５月４日－２６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当时在外地，会议由主持。会议错误地批判了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的“反党错误”，并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的职务。１６日，会议通过由主持制定的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通知》说，“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之下”。《通知》要求“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因为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这些从“左”的观点出发，混淆敌我，严重脱离实际的要求和估计，是发动“”的主要论点。１８日，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他别有用心地颂扬的“个人天才”，大造我们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的离奇谎言，制造恐怖气氛。
５月７日看了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写了一封信（简称《五七指示》）。在这个指示中，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还指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五七指示》反映了要在全国每一个基层单位“批判资产阶级”的“左”倾思想，并表现了他对知识分子不信任的错误态度。这个指示在“”中曾经广为推行，在许多方面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５月２８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等，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这个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的实际指挥机构。８月底，由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
５月３１日经批准完美体育，陈伯达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６月１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同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诬陷、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一张大字报，经批准，向全国广播。４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同时发表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派工作组领导“”。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各地青年学生首先响应号召，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发生了许多混乱现象。
６月初中央在、主持下，决定向北京市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各单位的。此后，许多省、市相继向大专院校（包括部分中学）派出工作组。３日，中央拟定了《八条指示》，提出要“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要求，力图使混乱局面得到一定控制。
６月１３日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说：“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而且，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因此，“必须彻底改革”。“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７月２４日，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决定“从今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并指出：“高等学校选拔新生，必须坚持政治第一的原则”，“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这两项通知由于“停课闹革命”，当时并没有得到执行。
６月１６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南京大学发生的所谓“革命群众运动的反革命事件”，并发表社论。宣称“”对于一些部门和单位来说，“是一个夺权的斗争，是一个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号召“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办法，必须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
６月１８日北京大学发生了揪斗四十多名党团干部、教师、学生的乱打乱斗事件。２０日，将北京大学工作组制止乱打乱斗事件的简报转发全国，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以后，转发简报这件事被等说成是“运动”的事件。
７月２日根据、的请示信，经批准，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的通知》，要求这些企业单位要在保证完成生产任务的条件下，结合四清运动，分期分批开展“”。通知指出：“应注意到工矿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必须保证完成国家任务的特点”，“工交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包括设计、施工单位）的，要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按照《二十三条》的规定，按照各地原来确定的部署，分期分批地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２２日，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工交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运动的补充通知》，再次强调指出：“这次的重点是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在县以下单位、基本建设单位、设计单位以及科研单位，应把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分期分批进行。”
７月８日在给的一封信中说：“”是“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在信中还对５月１８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表示不满，他说：“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
７月１８日从武汉回到北京。他在听取有关工作组的汇报后，于２５日在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２９日，北京市委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积极分子大会，、周恩来先后讲话，都说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在讲话中说：“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在这次会上，宣布撤销所有工作组。稍后，工作组被指责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派出工作组被指责为“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８月１日－１２日中国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４日举行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对派工作组提出更加严厉的指责。５日，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自６月上旬派工作组以来的“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运动打下去”。虽未点名，但明显地主要针对。８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十六条》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发展和壮大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彻底孤立最反动的，争取中间派。”要“‘敢’字当头”，“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完美体育，进行大鸣大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根据的提议，全会改组了机构，选举、、周恩来、陶铸完美体育、陈伯达、、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名列第二位，成为的接班人。全会没有选举中央副主席，但会后不久，又被宣布为中央副主席。５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个会议相继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的决定》以及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这些错误决定，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
８月１日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对他们写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表示热烈的支持”，并说：“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同时，要求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完美体育。”从此，运动遍及全国。１８日，等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在、等的煽动下，以破“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名，盲目地焚烧古典著作，捣毁文物字画，破坏名胜古迹。９月５日，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运动的通知》，随即开始全国性的大串连。到１１月下旬，先后八次在北京接见了一千一百多万师生和。在全国到处鼓动“造反”，揪斗所谓“走资派”，搞乱了地方各级党委。
９月１４日中央发出《关于县以下农村的规定》，试图对农村的动乱加以限制。规定“县以下各级的，仍按原‘四清’部署结合进行”，要求“北京和外地的学生、”，“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不参加县以下各级的辩论。县以下各级干部和公社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连”。同日，中央还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要求工业、农业、交通、财贸部门“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指挥机构”，保证生产、建设、科学研究等工作的“正常进行”；职工“应当坚守岗位”，“职工的文化革命，放在业余时间去搞”；“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那些工矿企业、科学研究、设计事业单位去串连”。
１０月１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发表社论说：“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这篇社论首次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既是对、在“”初期所提出的方针无限上纲的批判，也是向持有抵触情绪的领导干部施加更大的压力。此后，全国各地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周恩来对“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向提出不同意见，但未被接受。
１０月５日、总政治部根据建议发出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中央把这一紧急指示转发全党。从这以后，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除野战部队以外，各级党委陷于瘫痪，基层党组织停止活动。
１０月９日－２８日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陈伯达作题为《无产阶级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大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会上讲话，指名攻击、执行的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并说“这次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会后，全国掀起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日，在西门接见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唆使他组织力量搞臭。２５日后，北京及全国各地相继发生，公开喊出打倒、的口号。
１１月上旬、授意、姚文元煽动上海“造反派”组织“造上海市委的反”，“集中目标攻上海市委”。９日，以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宣告成立。宣言中提出“我们要夺权”。１０日，“工总司”以赴京上告为由，聚集到上海郊区的安亭火车站，企图强行登车北上。当上海市委派人劝阻时，王洪文指挥卧轨拦车，阻断沪宁铁路交通三十多个小时。代表中央文革前往处理“安亭事件”。他撇开上海市委，签字同意王洪文等提出的五项要求，承认王洪文等制造事端是“革命行动”，并要上海市长公开检查错误。
１１月１３日和２９日副主席陈毅、、等，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上，批评“”以来的种种极端做法。他们说：这样打击面太宽、太大。发展下去非常令人担心完美体育。人民不能乱，一定要有秩序。陈毅、等人的讲话不久即被等人指责为“群众”，加以批判。
１１月１６日党中央指示由谷牧、主持召开五部（冶金、水电、铁道、化工、机械）、七市（京、沪、津、沈、哈、汉、穗）及各大区有关负责同志参加的工业交通座谈会，讨论工交企业“”的问题。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在发言中，对工交战线十七年的成绩作了充分肯定；主张分期分批搞“”，反对全面铺开；不赞成在工人中建立联合造反组织和在工交企业间开展串连；要求正确处理好革命和生产的关系。１２月４日至６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工交座谈会情况汇报并讨论通过《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简称《工业十条》）。在会上说：“这次工交会议开了二十多天，会议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他说：“刘、邓不仅是五十天的问题，而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工交战线受刘、邓的影响很大。”他还说：这次“”是“对全党的批判运动，批判干部的运动。”会议最后一天，中央文革王力等对陶铸发动突然袭击，指责陶铸坚持抓生产是用生产压革命。会议一致通过经中央文革修改定稿的《工业十条》。
１１月２４日中央电复西北局关于追查刘澜涛出狱问题的请示：“请向南开大学卫东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
１２月９日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其中规定：“八小时工作以外的时间，除了每周一次讨论生产问题外，都由群众自己商量安排，进行。”“工人群众在文化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工人群众和工人群众组织之间，“可以在业余时间，在本市革命串连，交流文化革命经验。”“学生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在工人业余时间进行革命串连……工人也可以派代表到本市学校进行革命串连。”这个文件的下达，使“”正式扩及全国工交财贸各部门的基层单位。
１２月１５日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的指示》（草案），把“”动乱推广到农村。《指示》规定：“把四清运动纳入中去。”“领导农村的权力机构，是贫下中农文化革命委员会，由贫下中农大会民主选举产生”。“在中，建立和发展以贫下中农青少年为骨干的。”“农村，也要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在队与队之间，社与社之间，可以利用生产的空闲时间，进行串连。还可以组织一批革命学生下乡串连”。
１２月２７日、戚本禹指使北京一些前往四川，将不久前担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的彭德怀绑架回北京监押批斗。彭德怀在监押期间，因遭受轮番批斗和人身摧残，造成严重内伤，于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２９日在北京逝世。
１２月３０日在支持下，王洪文等在上海制造了有十多万人参加的武斗件（即围攻市委所在地康平路的事件）。事后，毫不掩饰地说：“我们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有人听了”。“康平路事件”是全国大规模武斗的开端。
本年度国民经济状况：工农业总产值2534亿元，比上年增长17.3％。其中，农业总产值910亿元，比上年增长8.6％，工业总产值1624亿元，比上年增长20.9％（以上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工农业产品产量：粮食，2.14亿吨，比上年增长10％；棉花，233.7万吨，比上年增长11.6％；钢，1532万吨，比上年增长25.3％；原煤，2.52亿吨，比上年增长8.6％；原油，1455万吨，比上年增长28.6％；天然气，13.4亿立方米，比上年增长21.8％；发电量，825亿度，比上年增长22%；铁路货运量5.49亿吨，比上年增长11.9％。基本建设投资总额209.42亿元，比上年增长16.6％。社会商品零售总额732.8亿元，比上年增长9.3％。进出口贸易总额127.1亿元，比上年增长7.3％。国家财政总收入558.7亿元，总支出541.6亿元，收大于支17.1亿元。
